中国 蝗。 沙漠蝗有可能侵入中国吗?中国防治蝗灾有很多手段

中国蝗災史

中国 蝗

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来的沙漠蝗席卷了中东、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灾况严重。 目前来看,还在进一步扩散,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 事实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来是个大难题,这主要是受制于当地的治理技术与资金投入。 20世纪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分布范围达2900万平方公顷,波及55个国家。 上个世纪初,对非洲蝗灾治理的国际援助就开始了,来自各国的昆虫学家投身到非洲治蝗运动中,如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Boris Uvarov对非洲蝗虫生物习性及爆发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就有记载。 古代文献记录了多少次蝗灾呢?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次数也不同。 根据昆虫学家郭郛的统计,从春秋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蝗灾年有800多个,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 由于每个朝代蝗灾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简略,实际的灾况应该更多。 以清代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等材料的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 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最南达到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边越过甘肃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区。 重灾区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兵火连天,我国又经历了三次蝗灾高发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约持续3-4年。 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黄河泛滥区荒地繁殖而蔓延,成为华中蝗虫新繁殖区,1943-1945年出现大蝗灾,为历史罕见。 1949年后,我国通过多方生态学治理,蝗区发生面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00多万公顷,到七十年代末减少到100多万公顷。 进入到新世纪后,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 自唐代中书令姚崇力辩蝗为害虫、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逮至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 比如《熙宁诏》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治蝗须地方官员及乡绅亲自督捕的规定;钱米易蝗的标准;复查治蝗及其上报的说明;治理过程中赔偿与免税问题。 《淳熙敕》更加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责。 明清时出现的不少农书,记有多种捕蝗灭蝗的方法及法规,或专篇成册,又或广布告示、手册,将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条令流布甚广。 不过,鉴于百姓接受知识与民风民俗的不同,实际上,治蝗有官府组织的规模治蝗与民众自发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 唐宋以降,蝗蝻发生时地方官亲自下乡、率民驱除成为定制。 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 厂(局)的负表人由地方官员担任或由当地保甲里耆公举人选。 具体治蝗工作中,还设有护田夫、农长(乡约)作为除蝗小队的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地主佃户捕蝗人员造具清册,便于调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实际上形成了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下层官员治蝗不力,往往牵涉到上级官员连累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 在古代国家能形成这种严密的管理,代表着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准的治蝗模式。 当然,在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也只能是虚设,无法发挥效用,这就是清中后期嘉庆以后大蝗灾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治蝗与治水旱灾不同,先民早有认知。 此其与水旱异者也。 蝗灾发生后,要掌握蝗虫习性,有针对性地根据蝻与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除治。 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觉,而飞蝗又常高飞远扬,同样不好除治,因此蝻虫的除治就至关重要,此时蝗蝻尚不能飞,只能跳跃前行,如图所示掘沟陷杀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节奏统一地驱赶,一步步将蝻虫驱至壕沟,然后火烧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 这种方法延续到民国还很常见,西方国家在未采用化学药物之前,也用过这种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养鸭治蝗法。 古代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 到清乾隆时,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蝗灾,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 养鸭食蝗成为清代乃至民国社会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尤其在水乡得到重视,民国时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 此外,百姓也会制作一些扑打工具和网兜来捕捉飞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灭蝗卵等。 总体上看,传统的除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千年来的治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 古代社会要应对数量庞大的蝗虫,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动一致的人海战术。

次の

蝗虫会飞到中国吗?

中国 蝗

【环球时报驻巴基斯坦特派记者 丁雪真】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由中国农业农村部牵头的中巴合作灭蝗工作组2月24日已抵达巴基斯坦,中方专家近日将前往本次蝗灾的重灾区——信德省、俾路支省和旁遮普省,实地考察受灾情况,协助巴方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合作灭蝗方案。 近2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正在侵害非洲东部和亚洲部分地区。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蝗群于2019年夏天迁徙进入巴基斯坦,并在该国东部和南部的沙漠中栖息、繁殖后代。 随着蝗灾愈演愈烈,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今年2月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不久前访问巴基斯坦时警告称,必须尽快开展工作控制虫群,否则到4月份虫群规模扩大时将造成更大的破坏。 尽管巴政府在努力应对,但是资源和能力有限。 巴基斯坦迫切需要与中国合作,学习中国的蝗灾治理经验和技术。 中国驻巴大使姚敬2月18日在会见巴基斯坦国家粮食安全与研究部长巴赫蒂亚尔时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在巴基斯坦暴发的严重蝗灾,愿为巴方提供积极支持和帮助,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据《黎明报》报道,巴赫蒂亚尔日前在国民议会会议上报告时透露,巴国家粮食安全与研究部曾有20架飞机,但目前实际可用于防治虫害作业的仅剩3架,仅可承担2万英亩 约合8094公顷 农田的农药喷洒工作。 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曾表示,蝗群蔓延的速度和蝗灾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地方和国家当局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极限。 当地媒体报道称,巴政府虽然宣布了紧急状态,但仍在艰难摸索有效的治蝗办法,目前看成效有限。 信德省农场主阿什法克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印证了这一点。 他说,蝗灾让当地政府疲于应对,由于缺乏农药和空中喷药的手段,农民损失惨重,早前播种的小麦等农作物几乎被蝗虫啃食殆尽。 沙漠蝗虫被视为全球最具破坏力的迁徙性害虫,一个规模为1平方公里的小型蝗群一天内吃下的食物相当于3. 5万人的日进食总量。 穆尼尔说,蝗灾失控的最坏结果是数百万计的蝗虫将摧毁巴基斯坦的所有农作物特别是第一大口粮作物小麦,最终导致粮食短缺,从而引发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连锁反应。

次の

中国专家赴巴基斯坦协助灭蝗,巴学者:巴需要学习中国治蝗经验和技术

中国 蝗

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来的沙漠蝗席卷了中东、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灾况严重。 目前来看,还在进一步扩散,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 事实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来是个大难题,这主要是受制于当地的治理技术与资金投入。 20世纪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分布范围达2900万平方公顷,波及55个国家。 上个世纪初,对非洲蝗灾治理的国际援助就开始了,来自各国的昆虫学家投身到非洲治蝗运动中,如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Boris Uvarov对非洲蝗虫生物习性及爆发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就有记载。 古代文献记录了多少次蝗灾呢?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次数也不同。 根据昆虫学家郭郛的统计,从春秋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蝗灾年有800多个,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 由于每个朝代蝗灾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简略,实际的灾况应该更多。 以清代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等材料的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 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最南达到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边越过甘肃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区。 重灾区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兵火连天,我国又经历了三次蝗灾高发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约持续3-4年。 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黄河泛滥区荒地繁殖而蔓延,成为华中蝗虫新繁殖区,1943-1945年出现大蝗灾,为历史罕见。 1949年后,我国通过多方生态学治理,蝗区发生面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00多万公顷,到七十年代末减少到100多万公顷。 进入到新世纪后,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 自唐代中书令姚崇力辩蝗为害虫、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逮至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 比如《熙宁诏》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治蝗须地方官员及乡绅亲自督捕的规定;钱米易蝗的标准;复查治蝗及其上报的说明;治理过程中赔偿与免税问题。 《淳熙敕》更加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责。 明清时出现的不少农书,记有多种捕蝗灭蝗的方法及法规,或专篇成册,又或广布告示、手册,将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条令流布甚广。 不过,鉴于百姓接受知识与民风民俗的不同,实际上,治蝗有官府组织的规模治蝗与民众自发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 唐宋以降,蝗蝻发生时地方官亲自下乡、率民驱除成为定制。 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 厂(局)的负表人由地方官员担任或由当地保甲里耆公举人选。 具体治蝗工作中,还设有护田夫、农长(乡约)作为除蝗小队的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地主佃户捕蝗人员造具清册,便于调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实际上形成了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下层官员治蝗不力,往往牵涉到上级官员连累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 在古代国家能形成这种严密的管理,代表着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准的治蝗模式。 当然,在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也只能是虚设,无法发挥效用,这就是清中后期嘉庆以后大蝗灾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治蝗与治水旱灾不同,先民早有认知。 此其与水旱异者也。 蝗灾发生后,要掌握蝗虫习性,有针对性地根据蝻与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除治。 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觉,而飞蝗又常高飞远扬,同样不好除治,因此蝻虫的除治就至关重要,此时蝗蝻尚不能飞,只能跳跃前行,如图所示掘沟陷杀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节奏统一地驱赶,一步步将蝻虫驱至壕沟,然后火烧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 这种方法延续到民国还很常见,西方国家在未采用化学药物之前,也用过这种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养鸭治蝗法。 古代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 到清乾隆时,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蝗灾,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 养鸭食蝗成为清代乃至民国社会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尤其在水乡得到重视,民国时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 此外,百姓也会制作一些扑打工具和网兜来捕捉飞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灭蝗卵等。 总体上看,传统的除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千年来的治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 古代社会要应对数量庞大的蝗虫,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动一致的人海战术。

次の